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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大地震所谓“阴兵过路”事件揭秘

2018-05-15 09:36 人参与 条评论  字号:T | T

 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。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,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。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,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,也是大学毕业生。他们不仅懂业务,而且极为负责。除马希融,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、乐亭城关中学(“文革”中称乐亭红卫中学)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。

  张庆洲对记者说,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,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,从不敢眨一下眼。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,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,可不知什么原因,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。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,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,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。

  张庆洲分析指出,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。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,

  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,而且敢说话。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,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,一定会跑去找市长,找书记,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。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。

  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,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,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痛苦。1976年7月28日,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。当时,大姐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,余震不断。为获一线生机,大姐夫几乎是被大姐逼着,从废墟中扒出一把锯,在没有任何麻醉条件下把脚锯了下来。后来大姐因失血过多而死。那些日子,唐山人相互见面头一句话就问:“你家死了几口?”

  正是这种撕心裂肺、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,使张庆洲在调查遇到阻力的时候坚持了下来。

  “如果说,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,那么,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‘东西之争’,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。”张庆洲如是说。

  据汪成民回忆,1975年1月,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,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、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。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,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,地震活动已趋减弱,问题不大了。今后一两年,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,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,抓8级大震。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。1976年5月,云南发生了7.4级地震,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“主要危险区在西部”是正确的。从此,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。

  “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,像进入了一个磁场,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,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。”张庆洲说。

  “事实上,这个调查报告是2000年写完的。”张庆洲捧着20多万字的《唐山警世录》说,“压了5年啊!”

  张庆洲告诉记者,2000年时,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这本书,刚进入印刷程序,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,不出了,因为有人提出要把此书送国家地震局审一下,审的结果是没通过。

  “唐山大地震过去快30年了,该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。”张庆洲停顿了足足半分钟后说,“我做这件事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记录,使唐山的大灾难不再重演。”

  随着时间的推移,张庆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领导的理解和支持。2004年,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《唐山警世录》书稿,欣然为之作序。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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