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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上海滩一代枭雄:爱国大佬杜月笙

2017-11-01 21:32  来源:搜狐军事  作者:历史大观园 人参与 条评论  字号:T | T

  如果蒋介石崛起过程中,少掉了杜月笙,少了清帮、军统局,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?蒋介石果真递过“红帖子”(即投门生帖子),拜在清帮门下吗?蒋介石的“红帖子”究竟是递给了黄金荣还是杜月笙?蒋介石拜入清帮的“红帖子”最后为何不翼而飞?杜月笙究竟何事和蒋介石渐行渐远?杜月笙为何大骂蒋介石拿他当夜壶?一九四九年杜月笙为什么不愿意跟随蒋介石父子到台湾?昔日被称“上海皇帝”的杜月笙,长孙杜顺安(其父即为杜月笙长子杜维藩)现身说法,回忆他的祖父晚年种种,并解开几许历史谜团。下文即为杜顺安向笔者作的口述内容摘要。

  抗战爆发,国民党军上海保卫战失利以后,祖父避居香港,我们一家人也追随祖父避秦于香江。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本军队攻陷香港,祖父又被迫离开香港远走重庆。祖父的情报管道十分灵通,早在日本人准备攻占香港之前,就得知日本人要动手了,日本人出兵之前,他就先一步离开香港,去了大后方。祖父之所以消息灵通,与其手下和日本黑龙会成员交往,颇有关系。黑龙会早在战前即介入日本政府内部,在军部里面,黑龙会的组织非常活跃,祖父手下的朋友们和这批日本帮会成员,很早就结识。

  祖父去重庆之后,父母亲也在日军大肆搜捕之际,逃往重庆,由于时间非常仓促,为了避人耳目,他们化妆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,那时根本己无车船飞机可搭,只好连夜步行逃离香港,潜往大陆。由于担心带孩子走,在路上诸多不便,父母叮嘱两位保母照顾我和弟弟,把我们两兄弟暂时留在香港。

  日本占领香港那年,我才五岁,刚上幼儿园,弟弟四岁。为了逃避日本军警追捕,保母带着我们两兄弟到处躲藏,今天住这个朋友家,明天住另外的朋友家,遇有风吹草动,马上又得搬家,不敢长久待在一个地方。一则是要躲日本军警,二则是保母身边恐怕钱也不多,没钱住好地方,我们两兄弟甚至跟着保母住过公寓房子的楼梯口,就在狭窄的空间里,将就找块空地,在地上铺被单床垫,休息过夜。

  日本人晓得杜月笙有两个孙子流落香港,他们到处找我们的下落,目的是要以我们兄弟俩作为和祖父谈判要挟的筹码。最后,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我们的行踪,日军派了一名大佐,把我们送到一艘日本军舰上,走进船上的官长舱房,日本兵命令我们两个小孩子跪着,不准吵闹。日本人的兵舰很特别,官长船舱铺着日本榻榻米(日式房舍室内地板铺设的厚草垫,可供席地而坐)。从这一天起,日方拿我们为人质,和远在重庆的祖父谈条件。

  我们很快被送回上海,在日本人统治之下,过了一年多。这期间,我母亲从重庆回到上海,特地来照顾我们两兄弟。战争时期棉花奇缺,然而,棉花却是制作军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,中日两国进入交战状态后,日本人没有地方买棉花,找不着货源,无计可施,日本人被迫联系我祖父,要他帮忙。我祖父这时考虑我们安危,就用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六个人,为交换条件,卖了一批棉花给日本人。

  日军和祖父双方事先讲好,答应我们这四十六个人送到西北,日本方面释放我们,中国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,同时送交日本军方,以为交换。日本军方派了十几名士兵,由一名少尉带队,队伍里边有两名腰间配挂武士刀的军官,一个士官长,护送我们这四十六个人到大后方,准备交给重庆方面。一位军官待人和气礼貌,还带我上城楼眺望远处的风景。另外一个军官,相貌如同凶神恶刹,连我们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,都被他当场喝斥。

  我们一行人从上海到了南京,渡江之后,再循着淮河搭船往西北走,河岸边上有人拉纤,船才勉强逆水而上。我们一路艰辛到了宝鸡、潼关,再往西,就到了西安附近。日本人把我们送到陕西境内,某个指定的地点,日本军队的号手吹号示意要释放人质了,国民党军方面听到日军吹号,国民党军的号手也吹号响应,把满载棉花的几十部卡车往日本人的方向开来。我们四十六个人终于获得自由,这里边包括我两个叔叔,我母亲,我,还有前上海市长吴开先的女儿。我两个弟弟因为年纪太小,不方便长途跋涉,并没跟我们一道回重庆,留在了上海。当时,我一共有三兄弟,我是老大,最小的妹妹当年还没出生。

  到重庆那年,我才七岁,和家人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里。那时章士钊也住在我家里,祖父以养士的方式对待章士钊。四川军阀刘航深(大军阀刘湘的亲信)的儿子,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。

  胜利之后,我们回到上海,祖父不和我们住一起了,他搬到上海的国际饭店,那时国际饭店那幢大楼叫“十八层楼”,是幢大公寓房子。我和父母亲住在上海华格臬路,现在这条路已经改为宁海西路了。我们一家和张啸林家紧挨着住隔壁,张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。一九四五年八月,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,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。胜利复员前夕,一条美国兵舰悄悄地开到黄浦江外海,祖父和戴笠在这条美国兵舰上见面密晤。戴先生何事秘密会见祖父?原来,国民党当局担心胜利后复员期间,军队、警察来不及从大后方运送到上海,接收沦陷区,担忧上海会发生青黄不接的情况,戴笠想请祖父出面,在国民党军警尚未进占沦陷区之前,清帮的兄弟能配合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,暂时维持市面的秩序,并且为接收上海预作准备。

  戴笠还和祖父在那艘美国兵舰上合影留念,若干年后那张照片却离奇遗失了。祖父不光是帮蒋介石、帮国民党,更帮了国家和贫苦百姓不少忙。抗战爆发,中国空军战力完全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,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要我祖父发动民间捐款,组建新的空军,祖父自己先捐了购置第一架飞机的钱,为民表率。献机运动得到热烈响应,国民党空军元老因而都对祖父非常客气,像高志航、毛邦初、王叔铭这批国民党空军前辈,都很尊敬祖父。我小时候,碰到他们,这些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告诉我,多亏你祖父,热心捐输,带动民气,让空军很快能组建起来。

  抗战期间,祖父蜇居重庆,某日,四川地方父老邀请祖父下乡,祖父事前完全不知道民众是为何事邀请他,等他到了目的地,但见男女老少在几里地开外即列队迎迓,地方上男男女女见到祖父下车,全部跪在地上向他嗑头谢恩,祖父赶忙扶起父老。生活条件十分艰困的地方父老,还特意杀鸡宰羊,摆了几桌酒菜,要请祖父喝酒吃饭。祖父被这幕情景弄得不知所措,原来,祖父以前捐了一笔钱赈济灾民,老百姓多亏祖父捐的这笔钱,才能活下来,然而,祖父压根儿早已忘了捐钱这档子事。

  胜利初期,通货膨胀很厉害,上海民众怕交通银行倒闭,存户们纷纷前往挤兑,为了安定人心,祖父特地差人搜集两麻袋纸钞,亲自带着工人把这两麻袋钞票扛到交通银行,告诉行员杜某某要存钱,挤兑的民众眼见连杜月笙都还继续存钱,心想杜月笙都不怕银行倒账,我们还怕什么。原先争先恐后想提领存款的民众,逐渐散去,化解了银行的挤兑风潮。

  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初,过了阴历年,祖父命令我们全家离开上海,举家迁居香港,祖父和我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地方,但是每逢礼拜六、礼拜天,父亲会带着我们兄弟去看祖父。那时,国民党当局已经往台湾撤退,祖父为什么不跟着蒋介石去台湾,有几个关键原因。

  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,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我祖父,并且递过“红帖子”,所谓“递红帖子”的意思,就是投门生帖子,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。蒋介石曾经拜在我祖父门下,成为祖父的门生。论年纪,蒋介石还大我祖父一岁,但祖父早在二十三岁,就已经是清帮重要头领。

  外界一直有个误解,说蒋介石是拜在黄金荣门下,这是不对的说法。黄金荣一直到日本打进上海租界,始终未曾辞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的职务。黄金荣既然身为探长,受限身份,黄金荣是不可以开堂收徒弟的,如果被人发现他还私下开香堂收徒弟,他的巡捕房华人探长职位必定不保。

  祖父和黄金荣不同,他没拿政府薪水,尽管有一阵子在黄金荣手下,但是,他不吃公家饭,当然可以收徒弟。据我的了解,蒋介石并没有递过“红帖子”给黄金荣,只是曾经去拜访过黄金荣。我父亲亲口告诉我,我们家有蒋介石的“红帖子”。所谓“红帖子”,就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投入门生的姓名,父母亲的名字,和本人生辰八字,帖子上并以毛笔正楷工整写着:“弟子某某某认某某人为师”。父亲告诉我,蒋介石递的“红帖子”上,名字清清楚楚写着“蒋志清”三个字,蒋志清是蒋介石上学以后用的名字。

  我们第一次离开上海逃难的时,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初,祖父把这纸蒋介石(以蒋志清之名)写的“红帖子”,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。这只保险箱是由一位管账的账房负责保管。等到抗战胜利我们回上海之后,打开保险箱,才发觉那张蒋介石递给祖父的那张“红帖子”竟然不翼而飞。

  那只保险箱里头并未放什么珍贵的东西,也没有摆钱,什么都没有短少,惟独那张“红帖子”不见了,这件事确实离奇诡异。晓得这只保险箱密码的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跟着祖父去重庆的人,另外一个人没有跟去上海姓黄的,这姓黄的人,没有入帮。就他们两个人知道。我祖父关于钱财的事,都交给他们两个人去管,保险箱里没有现款,就只有一些股票,但是,任何东西都未短少,惟独掉了这份蒋志清递给祖父“红帖子”。

  我推测,这应该是蒋先生派人拿走的,但这也不至于是戴笠派人去“拿”的。本来,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个适当的时机,把这份蒋志清过去递给他的“红帖子”,原封不动归还给蒋先生的,谁料到竟会不翼而飞呢?祖父不去台湾的第二个原因,是和复员后的一些事情有关。胜利后,他满心以为即使不能当上市长,至少也可当个议长吧,结果没想到什么官衔也没有,到头来成了一场空。

  祖父五十岁之前,先后两次进私塾,前后一共才念了六个月的书。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,也没钱交私塾学费,私塾先生觉得这孩子聪明,家里贫穷,不但没要他的束修,还经常喊他到私塾旁听。因为断断续续念书,祖父没有学问根柢,到了四五十岁,连报纸都看不懂。

  因之,祖父心里很清楚,自己胸无点墨,大字不识几个,蒋介石怎么可能要他当议长、市长。蒋介石要他做国大代表,祖父也觉得自己不识字,不宜当国大代表,要我母亲当国大代表,母亲不愿意做官,最后祖父只好要万墨林担任国大代表。

  其实,万墨林也不识字,他头一天到国民大会开会,出席代表照规矩得在签名簿上签名。万墨林不会写字,只好拿毛笔在签名簿上打了三个大叉叉,可是,万墨林有一个让人佩服的优点,他的记性奇好,一百个电话号码全记在脑子里,祖父要打什么电话,就叫万墨林去打,等于是祖父活生生的电话号码簿。

  日本占领上海,租界区也沦为敌伪铁蹄之下,那时戴笠先生领导的军统局,和上海秘密通讯的秘密电台,就设于祖父的徐姓门生家中,戴先生及我祖父经常借着电台下达命令,徐先生就口述给万墨林,要万墨林传令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。万墨林大字不识一个,无法笔记,却有本事记住情报指令的每一个字。原来,他用帮会切口,或是密令代号,强行记忆要传达的指令。每次出任务,万墨林都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指令传达给地下工作人员,堪称一绝。

  抗战时期,他一度被日本军阀逮捕,日本人对万墨林严刑逼他供,他一个字都不讲,让他坐老虎凳施用酷刑,他还是坚不吐实,日本兵火冒三丈,用刺刀刺他的胃部,万墨林还是不说,证明万墨林是条硬汉。多年之后,万墨林受刺刀戳伤的胃部,还经常发炎,发作时就要上医院就诊。上海打老虎事件,是祖父对蒋介石失望的另一个导火线。

  关于上海打老虎,我有一些私人的看法。蒋经国是留学苏联的,抗战胜利之后,蒋经国在官阶上并不是很高的,历练还不足,何况,苏联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,但是蒋经国却得到苏联那一套组织政治的真传,所以他后来才有能力和共产党打组织战、情报战,然而蒋经国完全不懂经济,即使到了抗战胜利以后,主导国家经济、财政的,还是宋子文、孔祥熙,宋子文是留美的,他不曾像蒋经国那样,直接和民众接近,直接生活在一块。

  上海打老虎时期,我的三叔杜维屏被蒋经国抓了去,老实讲,三叔杜维屏是因为经营股票被抓,并没有什么囤积居奇的情事,可是,蒋经国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深入调查,就把三叔给抓走了,他是不管有罪无罪,先抓了再说。孔祥熙的儿子(孔令侃)也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了去。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儆猴的目的,警告其它的人不准违法。

  三叔被捕以后,有许多人在我祖父面前献策,也有不少人自告奋勇,自称我认识谁谁谁,打一通电话,就释放了,我祖父心里很清楚这来龙去脉,坚信杜维屏没有犯错。祖父起先一句话都不吭,最后在议论纷纷之下开口了,他说,关于杜维屏的事,谁都不许讲一句话,不准任何人去讲情,静待蒋经国的调查。结果,关了三天,三叔被无罪开释。这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事。

  真正囤积居奇的人是谁?怎么不去抓万墨林呢?他有囤积大米,他要照顾我们家和他自己家里一百多口人吃饭,如果不囤积大米,明天就没有办法开饭,一百多口人就要挨饿。所以即使囤积一百袋米,也不足为奇,几天功夫这些米就吃光了,有何囤积的经济目的呢?

 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,一方面是由于他年轻气盛,另一个更大的问题,是他不知道大陆经济崩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。他误以为经济问题很单纯,他用的那套,完全是苏联学来的,他认为只要发号施令办人就行了,事实上,解决问题哪有那么简单的。

  还有一说,讲我祖父因为鸦片瘾头很重,所以国民党当局不让他去台湾,这是不准确的讲法。祖父虽然抽大烟,但是他是可抽可不抽,不是非抽不可,因为他没抽上瘾。倒是我第五个祖母孟小冬,抽鸦片抽得厉害,她上了瘾,她到台湾之后,鸦片照抽不误,私底下抽,国民党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  因此,总的说来,祖父不愿意去台湾,就是三件事。其一是“红帖子”不见了,祖父不开心,心想你蒋介石当了总统了,在礼貌上我本来就是要还你的,但是为什么别的东西不丢,偏偏这张“红帖子”不见了?启人疑窦。其二,是蒋经国把我三叔叔杜维屏关进去了,让我祖父非常生气。其三,就是为了上海市长、议长的事情。蒋先生连荐举议长、市长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。你蒋先生总要来跟祖父客气一下吧,过来邀请我杜某人,好歹表面上做个样子,给祖父一个面子也行,可是竟然连请都没有来请过,连面子上最容易的动作都不作,这摆明了是昭告天下,新政府不需要杜月笙这种本地势力介入,非但如此,新政府还怕我们兴风作浪,要想铲除我们这批人。

  所以祖父有这么一句话:我们是夜壶,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,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,就往旁边一甩,再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夜壶了。徐蚌会战失利后,蒋介石下野,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(阴历正月十五过后),父亲得到祖父来自香港的通知,举家从上海到了香港。但是,祖父那时对国民党当局已经是心灰意冷,不想再介入政治。后来,我们全家到了香港,两三个月以后,共军解放了上海,我祖父的态度又有些微妙的转变,他命令我父亲回上海,把“上海通商银行”存户存在银行里的钱,全部发还给存户。祖父是“上海通商银行”董事长。父亲奉命回到上海,在上海待了三、四个月,本来预备遵照祖父的意思,结束“上海通商银行”的业务,归还所有存户的存款。但是,中共方面不准银行结束营业,迫不得已,父亲只好离开上海,又折返香港,随侍祖父左右。

  祖父欲结束“上海通商银行”营业的原意,是认为开银行就要遵守信用,宁可不赚钱,但是信用第一,既然要离开大陆,就全部结束营业,把该归还给存款户的钱全部如数归还。

  过去承平时期,每天光是供兄弟们吃饭,一天三餐,每餐都要席开十桌。过年吃年夜饭,得开流水席,分批上桌吃。用完年夜饭,祖父还发给每位兄弟,以及门外排队来拜年的人,每人一块现大洋当红包。当时,一块光洋可以买五十公斤大米。

  祖父过世之前,交代他的两个太太,和我父亲、叔叔,他过世之后,你们就去台湾吧。祖父要我们上台湾去,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开销太大了,在香港,我们的现款已所剩无几,钱财只出不进,光只靠银行里的一点利息度日,寅吃卯粮,不是办法。那时除了父亲在香港,还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在香港,祖父的二儿子、三儿子、四儿子,都在美国,老五、老六则留在上海,最小的老七、老八尚在读高中,一大家子,食指浩繁,生活担子非常沉重。

  祖父认为,在台湾他还有一些人脉关系,可以帮上我们的忙,而且台湾也比香港安全。因之,祖父过世之后,我们就举家搬到台湾去了。父亲(杜维藩)带着我们一家人刚来台湾的时候,暂住在台北市临沂街,父亲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找到一份差事。之后,我们就住进台北市重庆南路台湾银行的宿舍里。时任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,就住在我们家对过。一九七七年前后,原属台湾银行宿舍的那块地皮,卖给了美国大使馆,原本美国大使馆想从台北市北门搬到这里盖新房子,谁晓得地皮刚卖给美国政府,美国就跟台湾当局断交了。后来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,官邸就盖在这儿,那幢大房子于二000年成为陈水扁的“玉山官邸”。

  我们老家原先住在上海杜美路上,祖父有一幢大洋房,里边一共有七十几间房间。美国当局有意向我祖父买下这幢大洋房,盖新的领事馆,买卖成交,我们也收了美国人的钱,可是,国共内战,国民党军节节败退,一九四九年五月,共军解放上海,美国人撤离上海,领事馆也没盖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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